让小孩快乐的让父母恐慌:娱乐科技演进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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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小孩快乐的让父母恐慌:娱乐科技演进史

编译|Mumu Dylan

  家长和政府经常惧怕媒体与科技的影响带坏孩子。2014年,英国《太阳报》将电动游戏与海洛因相提并论;2017年,《大西洋》文章标题为「智慧型手机毁了一个世代吗?」(答案:不是。)数十年来,部份学者积极地展开研究,尝试找出娱乐科技带来的不良影响。但这些说法真的有道理吗?或只是学者与记者哗众取宠的伎俩罢了?

  自二十世纪初开始,心理学家始终关注着科技如何影响健康与幸福:1930年代,他们评估了收听广播的影响;1960年代,他们将注意力转向电视;近几年来,他们把研究扩及到电动游戏与智慧型手机。简单来说,长久以来心理学家不断对娱乐科技可能造成的问题发表意见和看法。

  但无论是过去或现在的争议都表明,有关娱乐科技的利弊问题仍属难解的複杂问题。由于研究结果往往参差不齐,因此很难直接转化成政策声明、新闻标题或家长建议。1960年代如此,直到今天也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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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举例来说,电视暴力与孩童侵略行为的议题便是这样。在1950年至1970年期间,电视已经成为美国家庭的标準配备,但不是每个人都相信它是个有助益的科技产品。从家长、教育工作者乃至政治家纷纷发表对电视的疑虑,质疑他们所看见的过度暴力与性暗示情形。

  1969年,美国卫生局办公室将电视暴力列为公共卫生问题,呼吁心理学家就其影响提供确切证据。这项耗资百万美元的计划,仿照了过去评估使用菸草的健康风险模型,希望从社会与行为科学中找到直接证据,藉此终结电视暴力对侵犯行为的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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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最后结果是什幺呢?根据23项委託研究与总结报告显示,儘管电视确实可能会影响某些孩子,但其他因素对侵犯行为的影响同等重要:如家庭教育、天生性格与社群暴力等等。总之结论写道:「电视只是随时间可能发展成侵犯行为的众多因素之一,要从个人生活的其他因素中抽离出来并断定原因极其困难。」

  心理学家认为,虽然研究结果混杂且存在局限性,但电视暴力与侵犯行为之间确实存在联繫,并觉得媒体低估了结果。《纽约时报》在报导中直接宣布:「电视暴力对青年无害」,加上其他相关媒体大肆报导,心理学家只好写信回覆给编辑,声称因果关係已经被找到。于是,这又导致了公民团体介入,开始在电视上公开谴责「虐待与暴力」内容,并引用卫生局办公室的报告作为证据。如果说这23项研究达成了什幺成就,大概是它们的绝大部分都被人们所曲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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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时间来到1990年代,随着学者注意力转移至暴力电动游戏(VVGs)上,电视已经不再是首要问题。1990年代美国发生了一连串的校园枪击事件,并在1999年科罗拉多州发生的科伦拜校园事件后达到巅峰。由于枪手生前是射击游戏《毁灭战士》(Doom)的狂热粉丝,此事件更加巩固了暴力电动游戏与青少年暴力的联想。

  然而,这种联想却与统计数据不符。研究证据显示,暴力电动游戏与促进犯罪率下降有关。一些研究甚至发现,当热门的暴力电动游戏发行时,实际上能立刻降低犯罪率。但是,当研究结果被政策声明、新闻标题与建议解读时,又再次出现了不同说法,而这次连学者的解读也出了问题。

  科伦拜事件发生后,部份学者错误地暗示暴力电动游戏与大规模枪击案的关联,或是宣称暴力电动对侵犯行为的不良影响有如抽菸之于肺癌那样。还有人声称,陆军使用暴力电动游戏来训练士兵杀人,所有的科学证据自那时起都已经被抹黑。美国心理学协会(APA)和美国儿科学会(AAP)甚至针对暴力电动游戏做出强硬声明,完全不管内容与研究结果互相矛盾的事实。

  如今,这些声明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。2013年,超过230名学者写信给美国心理学协会,要求他们停止继续发表类似的不当声明。澳洲、英国、瑞典以及美国最高法院审理后也做出结论,认为不能将暴力电动游戏与严重侵犯行为或暴力事件连结在一起。终于在2017年,美国心理学协会发布了一项新的政策声明,警告记者切勿将暴力电动游戏与社会暴力事件做连结。

  也许是暴力电动游戏与暴力事件之间的关联不存在证据,以及以前的玩家步入中年对电动游戏的愤慨情绪也稍微缓和,最后一次相关的道德恐慌止于2012年的「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」。虽然当时仍引起暴力电动游戏与枪击事件的联想,但事实上经官方调查发现,嫌犯大部分沉迷于非暴力的舞蹈游戏《劲爆热舞》(Dance, Dance Revolution)。

让小孩快乐的让父母恐慌:娱乐科技演进史

  从那时起,人们对新科技的恐慌也进入了其他领域,尤其是看待社交媒体与智慧型手机。其中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是自杀,一部份人主张社交媒体、智慧型手机以及如《汉娜的遗言》(13 Reasons Why)的电视影集与青少年自杀率提升有关。

  《汉娜的遗言》这类探讨自杀的节目真的会鼓动青少年自杀吗?研究结果仍非常混乱与複杂,大多数实验条件也具有缺陷,并产生互相矛盾的结果。整体而言,现阶段并没有证据能支持这些人的担忧。

  至于将智慧型手机和社交媒体与自杀联繫起来的数据也极为局限,儘管近年来青少年自杀率(特别是女童)有上升的趋势(仍低于1990年代初),但不光是青少年而已,中年人的自杀率也逐年攀升,这代表背后应该有着更为巨大的文化或社会问题,而不单是新科技造成的特定结果。

  科技恐慌历史提醒我们,儘管针对社会问题分享心理学专业看法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,也经常有所帮助,但同样重要的是必须考量证据强度,以及教育公众正确解读证据。在研究结果不一致的情况下,政策或媒体也不该依据模稜两可的结论提出非黑即白的政策或建议,因为我们不清楚这些反应会不会造成更大伤害,而不是带来更好的结果。

参考报导:Behavioral Scientist

图片出处:Paul Townsend@flickr、Toca Boca@flickr、Brad Flickinger@flickr、Hernán Piñera@flickr